摘要：“风雅”精神以《诗经》为原点，经由“楚辞”直接传承，在汉乐府民歌、建安文学、盛唐诗歌、新乐府运动的文化长河中得到发展和完善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理想追求。

   关键词：“风雅”精神；现实主义；文化性格

   一、“风雅”精神的内涵

   “风雅”精神的源头可追溯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——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由孔子编订，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，在内容上可分为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，《风》是经过周代乐官加工的，带有地方民俗色彩的民间歌谣；《雅》是是周人的正声雅乐，多为贵族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，祈丰年、颂祖德；《颂》是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，具有史诗性质的气魄宏大的民族颂歌。由于《风》和《雅》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有劳动与爱情、战争与徭役、压迫与反抗、风俗与婚姻、祭祖与宴会等，表现出关注现实的热情、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、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，后世诗人将其思想内容概括为“风雅精神”。

   二、“风雅”精神的历史生成

   楚辞是受南方地理环境、巫文化、民间文学和贵族文学等影响而形成的古典诗歌形式。谢思为认为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头。[1]《楚辞》是对《诗经》的“风雅”精神的直接继承和进一步发展，如《九歌·国殇》描绘了现实战争的壮烈。再有，《离骚》的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。”是对官场上尔虞我诈的抽象概括。《楚辞》汲取了民歌和民间口头神话，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，蕴含着现实讽喻和政治批判精神。

    再往后，汉代乐府的成立，各地的民间歌谣得以保存和传唱。汉乐府是继《诗经》之后，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，班固评价其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。袁行霈教授提出：“‘缘事而发’是为情造文。‘事’是触发诗情的契机，诗可以把这事叙述出来，也可以不把这事叙述出来。”[2]创作者由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有所感触，为抒发切身感受而作，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陌上桑》和《东门行》，也有以生活切面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疾苦的《东门行》、《妇病行》、《孤儿行》，还有战争主题的《十五从军征》《战城南》。由于乐府诗的创作者来自不同阶层，所诗歌的笔触可以深入到社会各层，反映人民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     汉乐府民歌对后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直接继承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精神的是建安文学。东汉末年，战火四起，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描写现实动乱和人民的苦难，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，如曹植的“戮力上国，流惠下民”；有对人生短暂的感叹，如曹操的“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”、阮瑀的“常恐时岁尽，魂魄忽高飞”；有正视人生苦难，在社会和人生的双重悲剧中勉励自己的，如刘桢的“冰霜正惨凄，终岁常端正。岂不罹凝寒，松柏有本性！”。袁行霈教授认为当时的诗人们都有各自鲜明的创作特色，“曹操古直悲凉，曹丕便娟婉约，曹植文采气骨兼备”。[3]后人将这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艺术风格称为“建安风骨”，这也是“风雅”精神在建安时期的体现和发展。

     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司马氏专权，排除异己，文人们提心吊胆，人人自危，作品中多是对个人命运的忧叹和避祸全生的思想，诗作题材多是玄言诗、游仙诗和田园诗等。六朝以后，梁陈宫体空洞萎靡的诗风一直占据诗坛的主要地位。

     直至唐代建国，首先冲破奢靡诗风的是初唐四杰，他们的诗歌追求刚健骨气。陈子昂是盛唐诗歌的揭幕人，他引领的诗风改革运动倡导汉魏风骨，主张兴寄，简言之，就是继续发扬《诗经》的“风雅”精神。林庚先生提出盛唐时代和建安时期有相通之处，两个时代的文学都带有一种解放的力量，那是一种自由奔驰豪迈爽朗的浪漫气质。[4]盛唐时期的诗坛百花齐放，诗歌内容丰富，题材多样，讲究“文质取半，风骚两挟”，诗坛洋溢着昂扬奋进，积极进取的时代气息。其中杜甫的诗歌有鲜明的“风雅”意味，他的诗歌被称为“诗史”，他将个人的生死之感，切身体会融入历史画卷中，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皆有反映，他的诗歌提供了比史实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。他写社会中隐藏的矛盾，有《兵车行》的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灾难，有《丽人行》腐朽的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。他写社会动乱的真实剪影，如“三吏三别”，诗人看到人民疾苦，心中的悲怆几欲喷薄而出，但仁者之心，儒家涵养将其压制，使其变得低回、深沉。杜甫的诗歌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“风雅”精神的，如宋·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曰：“杜子美、李太白，才气虽不相上下，而子美独得圣人删诗本旨，与三百五篇无异。”杜甫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，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典型人物，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文学领域内的闪光点。

      白居易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，主张诗歌联系实际，为政治教化服务，引领了“新乐府运动”。白居易、元稹高举“风雅比兴”的旗帜，主张诗歌“辞质而径，言直而切，事核而实，体顺而肆”。白居易的诗歌尚俗务尽，选取现实生活的代表性事件，加以艺术创造来反映社会问题，时政弊端，他推重的讽喻诗是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如《观刈麦》《卖炭翁》《新丰折臂翁》。中唐的新乐府诗派，到晚唐，直到清代，仍有其深刻影响。

     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全面发展的新时期。从唐过渡到宋，浮艳颓靡的文风回流，以堆砌辞藻，奇崛艰涩文风为代表的西昆体盛行一时。直至以欧阳修、范仲淹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发起一场诗文革新运动，推崇用文学反映现实，革除社会弊病。宋诗的最高成就代表是苏轼，诗歌是由极小的事物引发对人生的思考，比如《和子由蝇池怀旧》的“雪泥鸿爪”，诗歌富含哲理，比如《题西林壁》的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《饮湖上初晴雨后》的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。而后出现的“江西诗派”，主张以杜甫为师，在继续传统题材的同时，更突出社会性主题和爱国主义主题。这些都是“风雅”精神在宋代的发展。

      三、“风雅”精神的影响

      纵观中国诗史，“风雅”精神和文学的兴衰有密切关系。文学繁盛时期，“风雅”精神在文坛中有重要影响，如汉乐府诗歌、建安风骨、盛唐的诗风革新、新乐府运动等；相反，与“风雅”精神背道而驰时，文学会衰颓萎靡，如宫体诗、西昆体、正史时期的玄言诗等。“风雅”精神是汉乐府诗歌的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，是建安文学的慷慨悲凉，是陈子昂提倡的“风骨兴寄”，是新乐府运动的“事核而实”。

风雅是卓尔不群的中国式贵族精神，是内在君子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，是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，是淡泊宁静的审美趣味，是艺术化的生活方式。[6]

今天，我们仍要高举“风雅”的旗帜，让文学在新时代健康前进和发展。但“风雅”精神不仅局限于文学层面，还是先贤们的精神写照。“风雅精神”深受文人们的喜爱和共鸣，它引导后代文人形成了健康向上的正确的人生观念，培养了后代士人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，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“风雅”是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人格自我完善意识，是“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”的“大丈夫”精神，是“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”的积极入世理念。

“风雅”精神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，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理想追求。我们要向先贤学习，传承“风雅”精神，完善人格，坚定理想信念，让“风雅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。

参考文献

[1]谢思为.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看中国古代文坛的“现实主义”与“浪漫主义”[J].中国图书评论，2015（03）：121-122.

[2]中国文学概论[M].高等教育出版社，袁行霈著，1990

[3]中国文学史[M].高等教育出版社，袁行霈著，

[4]林庚.盛唐气象[J].北京大学学报（人文科学），1958（02）：89-99.

[5]莫砺锋.论杜甫的文化意义[J].杜甫研究学刊，2000（04）：11-18.

[6]佟舒眉，张颉，赵丽丽.浅议风雅精神与国学教育[J].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，2015（05）：96-99.

作者简介：周纬航（2000.01），女，汉，学生，硕士，广州大学，学科教学（语文）